跨文化交际与真实性捕捉 ——纪录电影《波比的工厂》讨论纪要

浙江大学张勇导演拍摄的《波比的工厂》是国内首部深入观察中非民间交往的纪录片，影片制作时间从2018年9月持续到2021年8月，历时3年，深刻记录了尼日利亚商人波比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后与中国工人们的关系变化。本片通过波比工厂的故事，让观众看到普通民众和旅华外国人在这场时代变革中的经历，从而彰显跨文化交际的多元性，折射出中非人民深层交往中最真实的样貌。该片获得了非洲当地媒体和观众的青睐，2022年1月开始先后通过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NTA）、四达时代泛非频道（ST Sino Drama）、新媒体（StarTimes ON）以及Amart Entertainment Ltd.公司新媒体等多个平台覆盖非洲30多个国家播出。其中，在乌干达播出后收视率达到1.04%。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NTA）连续三周播出此片，成为我国第一部在该国电视台连续多轮播出的影视作品。除了在非洲传播，纪录片《波比的工厂》现已被耶鲁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欧美著名学府永久性收藏，并获得第二届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作品一等奖、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最佳纪录长片、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学院奖”等荣誉。

2023年10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浙江大学）基地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举办了《波比的工厂》作品研讨会，各位专家教授学者及学生就《波比的工厂》的创作背景、社会议题及审美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王杰（浙江大学教授）：大家好，今天作为中国文艺评论浙江大学基地——当代中国影视评论工作坊的第二届启动活动，我们一起讨论张勇老师的纪录片《波比的工厂》，首先有请张老师谈一下这部影片的创作动机和导演阐述。

张勇（浙江大学研究员，导演）：各位老师和同学好，谢谢王杰老师组织此次展映交流活动。这部电影拍摄于2017年，也是我拍摄的第一部非洲纪录电影。影片主人公波比其实是之前系列纪录片《我从非洲来》中二十多个人物的其中一个，我最早于2015年开始拍摄他，主要讲述波比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旁边开饭店做厨师的故事。虽然限于篇幅，《我从非洲来》中波比故事的成片只有8分钟，但作品出来后波比一家对我们非常认可，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2017年开始，波比开始从厨师转型做化妆品厂老板，主要销往西非，我认为这个现象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通过我以往的研究和观察，在中国生活的非洲人主要是两大类：一是留学生；二是中间商，也就是把中国（尤其是义乌、温州和宁波）的产品采购卖到非洲去。而直接在中国开工厂的非洲人波比应该是唯一一个，我认为他这个身份转型很有意思，可以深入挖掘。在拍摄的前两年（2017-2019），我作为高校教师有日常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所以拍摄时间主要集中在周末。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日常工作停摆，波比的外贸生意受到重创，我们开始在厂驻点拍摄，整整三个月，完整地经历了影片中不同人物的生活变动和关系变化。我深感这场疫情对普通人的影响之大，无论是对这个工厂，还是对这些工人。基于此，影片的结构和基调也就确定下来，疫情期间的拍摄素材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内容，我们陆续剪辑了1年，做了2个版本，一个是三集的电视版本，另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长片版本。这就是这部影片大致的创作背景，希望各位在坐的专家学者和同学们多批评指正。

王杰：下面我们请纪录片资深专家高宏明老师谈谈自己的观感。

高宏明（上海大学教授、著名纪录片导演）：我要祝贺张导，这部纪录片特别真实。我们做纪录片的都知道，影片的真实性是纪录作品的生命力，也是创作者的底线。其次，就是过程的魅力，这也是真实性得以展现的保障。具体来说，波比办工厂的不顺利构成了故事的冲突，也构成了观众期待顺利的心理落差，这种冲突和落差构成了电影内部的真实性和悲剧性。这要求创作者和被摄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也就是刚才张勇导演提到的和主人公波比的私人交情，否则就很难拍到如此真实的场景。从学术性视角来看，这种交情实现了去宏大叙事的个人视角的捕捉。其次，正如热奈特所说，“叙事是叙事者与空间和时间的游戏”，纪录片并非生活流或者影像日志，我认为张老师的影片叙事结构处理得当，将时空打碎并有效重组，表现出作为原型的波比的人物弧光；同时情节一波三折，冲突不断，故事弧也完成得很漂亮。最后，这部影片的主题很好，作为看过很多纪录片也指导过很多纪录片创作的职业纪录片导演，在我的印象中，之前从没有看过一部影片甚至是自媒体聚焦于非洲人在中国本土的创业和生存，波比还娶了一个中国媳妇，这就涉及到跨文化的问题，张导很生动地将之记录并提取出来。严格来说，波比的工厂并不像富士康，而是一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型工厂，最辉煌的时候也才150个人，更像是一个管理并不规范的家庭作坊，这个工厂一步步发展之后遇到新冠疫情，作为老板的波比怎么和员工进行私人化的沟通以提高产品生产的质量，这些都呈现出鲜明的跨文化表征。但是，我觉得影片也有一些小问题，比如作为没有解说词的观察性的纪实纪录片应适当加入两三处黑场来划分不同的情节段落，以保证影片叙事结构更清晰。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张导的这部片子瑕不掩瑜，是一部兼具悬念感、趣味性和学术价值的纪录片。

王杰：下面我们请严毓倩老师谈谈自己的观感。

严毓倩（浙江大学副研究员）：各位老师好，谢谢张老师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讨论。虽然张老师其他片子我都看过，但这部《波比的工厂》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观感其实和高老师比较相近。拍非洲人在中国创业这种题材是非常稀缺的，我之前一直以为这部影片的重点是在“波比”，但今天看了之后发现其实重点是在“工厂”，影片描绘的是围绕这个工厂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以及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十分惊喜的是，这些人物性格和情绪在影片中都非常丰富饱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开场的镜头，摄影机被放置在传送带上缓缓前行，我们可以看到传送带两边的人物，看到这个工厂的环境，在整个过程中，摄影机的移动把观众带入到这个陌生的工厂中。正如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工厂很有意思，它既是车间流水线式生产模式，但又和马克思所讲的工人异化的身体很不一样，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工人并没有被完全异化，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来对抗这种机械式的劳动，因此这个工厂的独特性就十分生动地显现出来。从创作角度来看，我觉得张老师肯定是花费了很长的拍摄时间，累积了很多拍摄素材，才使得整个片子的叙事弧线非常清晰，并且里面也交织了很多小的支线，涉及到许多可供谈论的议题，如跨文化、家庭、情感、劳动和疫情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主人公波比并没有被凸显出来，反而是和其他人物的比重差不多，这当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张老师可能需要确认一下影片的重点究竟是在波比还是在工厂上，我个人觉得后者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方向。我还注意到一个点是影片最后加入的这个厂长角色会让我很期待工厂的后续故事，不知道这个新人物会对整个工厂生产、人际关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认为将会带来一个突破性的改变。

高宏明：我想接着严老师的这个想法大胆预测一下，我觉得张老师这个片子还能继续拍下去。我预测新来的厂长管理手段很难推行下去，毕竟这个新厂长在办这类工厂这件事上没有经验，这样下去很可能会导致工厂关张。

张勇：谢谢几位专家老师的发言，对此我来做一个回应。首先，这个影片结构我调整过很多版，电视版我们剪辑一个月就做好了，但电影版我们反反复复剪辑了一年，这个调整也包括结尾，我们一直在纠结结尾停在波比夫妻两人重新招工（影片海报的场景）还是停在波比一边开车往前走一边唱歌的场景。经过我们长久的考虑，最终确定以三次招工作为影片大的三幕，三个情节段落分别对应三次招工，因此，结尾处我们就选择停在波比唱歌这个有些余味的场景中。目前，波比夫妇的工厂已经关张了，上个月我去义乌见波比妻子，他们正在搬回尼日利亚，因为波比想要在尼日利亚重新开工厂，他觉得那边的劳工力管理成本更低，但困难在于从中国运送原材料到尼日利亚的成本太高，而且电力不稳定，所以他们也还在考虑。其次是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工厂管理模式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波比的工厂到结尾时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非洲非洲人色彩的工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然的中国式工厂，其实也是我要传达的主题，所以我们会看到波比最后站在窗外茫然地看着里面新来的厂长说“好，很好，非常好”的镜头，这也是那个剧情段落中我们捕捉到的最有批判性的一个镜头。说到开场那个在流水线一直向前传送最终停在波比身上的镜头，我们也思考了很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中非场景。

最近王兵导演在戛纳入围主竞赛单元的纪录片《青春》（YOUTH，2023）也是拍摄的工厂题材，在国际上反响挺好的，我觉得我们的片子有一些相似性，但我们这部片中关涉的议题更多。也有人会拿这部影片和《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相比，《美国工厂》是一个初来驾到的老板怎么在工会制度和当地问题等一系列限制下带领好这帮员工，而波比不一样，他来中国已逾十年，可以说完全融入了中国，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因此我们影片的重点也并不在讲波比作为非洲人在中国的文化融入问题，而是与这个工厂高度相关的四个家庭及其关系的故事，家是心之所在，是全世界各民族都能理解的文化母题，讲家庭的故事、关系的故事是最朴实的，而不是把作为非洲人的波比单拎出来不断用影像突出他、消费他。因此，这部影片被耶鲁大学收藏，也在尼日利亚电视台连续播出好多轮，不同文化的人都能接受，我还感到蛮欣慰的。

严毓倩：关于影片内容，我还有一点就不太理解的是，波比在招工的时候一直强调说要招女工，但是我感觉他的工厂其实更需要男工，而且在流水线上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男女工差异。后来波比又说他的腰扭了，帮他卸货的得力助手又走了，感觉好像更需要有一个男工帮他搬东西。但他依然不断的强调要招女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张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处在特定的情绪点上，因为之前工厂里两个比较得力的男工闹情绪辞职了，波比觉得女工相对来说好管理，影片最后一次招工时他们说了；二是男工好找工作容易跳槽，在车间里总想着谈恋爱，不老老实实干活，而且宿舍一般是双人间或四人间，谈恋爱的话情侣都选双人间住，宿舍用房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波比更愿意招女工。

蔡铭泉（浙江大学本科生）:看完整部影片，我发现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矛盾点，就是翟德飞（工厂工人）和他女朋友与波比夫妇一直处于一种对抗关系。但是在两对人物关系内部又是非对抗性的，影片中可以看到翟德飞女友每天装扮得很艳丽，有很多粉色发卡和紫色假发，我觉得这是她积极生活态度的展现。反观波比夫妇这边，也是昂扬的生活态度，但是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张力，所以我想问张导您对这种矛盾有什么见解？

张勇：谢谢你的提问，其实我觉得在影片前半段，翟德飞和波比的整个家庭并没有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因为翟德飞来工厂时间比较长，已经两年多了，波比也非常器重他。他和波比一起去招工，翟德飞会提出和波比分工，自己拿小的招牌，波比是非洲人拿大招牌比较显眼，包括他们两个一起去送货、搬菜时候还会开玩笑，他们两人之间其实是很友好的关系。只是到了影片后半段，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影像记录了这样的转折，也内蕴着人性的选择，这也是跟拍风格的观察型纪录片的魅力所在。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这家工厂的性质决定的。这种工厂在长三角或珠三角有很多，但都有低端全球化的共性，这个工厂纯靠人力机械劳动运转，不需要太多思考和创造；但是以翟德飞为代表的劳工也有自我意识，他喜欢玩手机，所以老板娘（波比妻子）对他是有点看法的，而翟德飞觉得这个工厂所有人都是我和老板一起招来的，有点自我膨胀，导致后来矛盾激化。身为导演，我一度想过放弃拍摄，想劝劝翟德飞，这种时候就面临选择：应该拿起摄影机继续拍摄还是放下摄影机和人物交流。其实我们两种选择都做过，其实劝人的效果不大，因为人在情绪点上是听不进去劝的。但是反过来，我很庆幸我们团队能拍到这些争执发生的场面，这说明和被摄人物相处得足够久，基本上已经无视了我们摄影机的存在，所以什么样的场面都是被允许记录的。我还记得我们团队刚进入工厂拍摄的时候，老板娘给全体工人开会说的一句话：“张老师团队除了大家睡觉、上厕所不能拍，其他的都可以拍。”我觉得这一点为我们的持续拍摄奠定了基础。但其实在工人心里还是有所谓的“帮派”划分的，我最早认识波比夫妇，被自然地归入到老板的阵营；而我们团队更年轻的90后摄影师能跟工人们打成一片，属于他们的阵营。所以，到后面我决定分工协作，我和摄影师负责拍摄不同的对象，所以大家能看到在这部片子里能进入到工人的私密空间拍摄，这也是这部片子还比较深入呈现真实状态的一个原因，这也反映出纪录片团队协作的属性，怎么去和拍摄对象处好关系很关键。

刘晗宇（浙江大学本科生）:张老师好，我自己看完片子后的第一感觉是整个故事发生的逻辑和各种细节太像是一个中国本土小商品主的故事，同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一个温州人、义乌人或者宁波人身上。在电影放完之后，我注意到海报的标题，发现中英文片名取的是不一样的，中文名是《波比的工厂》，但是英文名是China-Africa Factory，所以我以为您在拍这个片子时候会强调关于文化融入的问题，但观看下来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尤其是里面关于文化的部分，比如波比的女儿去跳非洲舞、吹葫芦丝、学声乐，波比自身也有某种大男子主义倾向，所以我很好奇，您觉得波比作为一个尼日利亚在中国办工厂的工厂主，他在管理这个工厂的哪个环节是他作为一个非洲人而不是像一个中国人一样，显示出他独特的非洲文化品质？

张勇：我觉得是他那种很多非洲人具有的乐观天性。波比非常了解中国文化，能够很自如地跟中国人开玩笑，也完全能理解中国人的幽默感。波比除了跟他老婆真生过气，他和所有的员工都没有什么冲突。他总是想办法去调节他老婆和这些工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发挥润滑剂的作用，因为他老婆是东北人，脾气比较急、比较强势，但人是很好的，我跟他老婆也是很好的朋友。他的长相加上微笑透露出一种喜感，我经常叫他“非洲陈佩斯”，我觉得非洲人天生的乐观性和幸福度指数比中国人高，虽然这个工厂的厂长是他，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他老婆的行事方式管理。在更深层次的文化角度上，他老婆在片中说过：波比毕竟是个老外。他老婆在心底并不完全信任波比会把这个厂管理好，所以核心的问题都由她来决策。她管生产；波比管销售，把产品卖到非洲去。我刚才说到调和的问题，波比和他老婆吵得很凶的时候，我曾建议他俩换一下分工，但是试了一个星期又回到了原来的分工。所以，在这家工厂里并没有什么非洲式的管理方式，而且我感觉非洲人整体上是一种比较松散的一个状态，他们不太会有严格的管理模式，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开场的舞蹈表演场景，其他中国演员都有彩排，波比的女儿就没有彩排，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彩排，即兴不是更好吗？这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理念。

阿布（浙江大学苏丹籍博士生）：作为非洲人，我很开心也很荣幸和大家一起观看这部优秀的纪录片，这部影片真实地展现了波比和他妻子在工厂管理中的生活，描绘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与张老师之前的作品类似，这部影片利用文化多样性来提升其记录价值。可以说，《波比的工厂》是对文化交叉性的一次迷人探索，导演巧妙地将个人叙述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融合在一起，并邀请观众见证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我认为这部电影具有教育意义，它超越了地理界限，提供了对跨文化素养的宝贵见解，在我们全球互联的世界中培养同理心，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谐的世界。在一个理解不同观点至关重要的时代，《波比的工厂》是启蒙的灯塔。

张莹（《杭州日报》记者）：各位老师、同学好，我是浙大17级广电的校友，很高兴回母校观看张老师的这部纪录片，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我毕业两年多第一次这么长时间、沉浸式地观看一部纪录片。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杭州日报》工作，工作上也会做所谓的媒体纪录片，更确切地说是宣传片，这些片子都是有提纲、脚本和问题设置的，所以看到这样一个真正的纪录片让我感觉非常真实，一是场景是真实的，二是情感流露是真实的。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场景，就是工人向燕在酒馆里喝酒，然后开始胡乱把蛋糕抹在别人脸上。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平时工作中非常难拍摄到的一个画面。我们最近也在拍一个纪录片，但更偏向官方向，大家都是非常中规中矩地坐在桌子前面回答问题，这和张老师作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还有结尾处以波比唱着一首歌结束，我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刚刚张老师讲到这个结尾的设计，我就理解了张老师的用意。最后，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多一点这样沉浸式观影的机会和映后的讨论。

王杰：我看了以后也是有很多感触，所以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机会让大家进入到对这部电影深度的解读。我们浙江大学的文艺评论基地是以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作为理论方法，和其他各种流派的美学和电影批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任何作品都是值得深入发掘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形式主义美学只研究和分析伟大的作品有根本的差异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像是对大众发言，尊重大众性的艺术表达，所以很希望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波比的工厂》这部作品，同时纪录片自身也有很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地记录了这个社会现实。

高宏明：我也很认同王老师说的，这部纪录片值得研究的地方很多。但我觉得这部影片给我和纪录片同行们最大的启示是在于对跨文化思考。跨文化说起来是一件很时髦的事，但首先需要建立起相互性视野，才有跨文化的可能性。这部影片中波比作为从非洲到中国跨文化的主体，他自以为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持有者，但是在他老婆和员工们的眼里，波比仍然是他者，还并未融入进来。

王杰：跨文化问题其实与东西方现代化的问题高度相关。现代化也为电影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其中有两个维度可以切入去考察影片：一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影片中好像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不同；二是比较现代性的角度，可以对比现代化欧洲工厂和波比工厂的表征，也包含文化的问题，特别是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工厂，还是家庭，准确地说是现代化竞争中的家庭关系，这显然都是一种有效的思考方式。由纪录片启发思考，然后进行交流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在办第一期工作坊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前副台长高峰老师也提到关于纪录片的研究与深度阐释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非常薄弱，我很认同。现在大家更多把注意力投向虚构性电影的创作和研究，在我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忽略了纪录片介入社会观察和美学批评层面的深刻性。

张勇：我非常认可王老师的看法，因为我自己也是学电影理论出身的，其实最早不是做实践，而是做研究的。我们以前读过精神分析的理论，在拍摄时用了一些“镜像”，我自己对这部片子是对人物成长和命运方面的记录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拍摄整体上是在疫情期间，有很多遗憾和不足，无论如何我当时一定要把它拍下去，因为我从事相关研究时产生了一个使命感，我觉得中国银幕上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非洲人的形象。无论是从作为非洲电影研究者，还是作为一个青年纪录片工作者，我都希望通过自己的长时间的观察和努力，为中国电影史呈现一张清晰的非洲人的面孔，提供一个立体的非洲人的形象。

魏梦然（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我刚看到影片名字的时候联想到了那部名叫《美国工厂》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但我觉得《美国工厂》更多聚焦于一种异质性，是工人阶级和所谓的工厂主之间的一种对立关系，生产者和商品的分离，也就是马克思讨论的异化现象。反观《波比的工厂》倒没有这种尖锐的矛盾和对抗，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影片设定和波比自身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模糊掉了他作为异乡人的特质。虽然在影片开场前，基于宣传海报和故事梗概我会有一个对影片和主人公的期待视野，即对非洲人外在形象和民族性格的想象，以及对影片叙事内核的跨文化的预设。但通过观影，我反而觉得影片触及到关乎家庭、性别和友情这种普世的议题大大超过阶级、种族和跨文化话语本身。这种观影期待和真实的影片文本的差异建构了这部影片的张力，所以我在观看张老师这部纪录片没有像看《美国工厂》一样充斥着强烈的紧张感，更多是一种轻松和愉悦的感受，我觉得波比离我们自己生活很近，仿佛就是我的身边人，这可能和张老师所讲到的非洲人乐观的性格特征有关，所以我觉得这种对多元议题的指涉和情绪价值的提供是张老师这部纪录片重要的闪光点。

张勇：我们对非洲人一直有一些符号化甚至负面化的刻板印象，其实通过和他们的深入接触，我越来越感觉非洲人和我们只是肤色和外貌上有差异，所以我的纪录片就是要尽量做到去种族化、去肤色化、去国别化表达，这才能创造一种跨文化的深度叙事。其实我们和非洲人的频繁交往晚于欧美国家，准确来说是改革开放后才大量开始的，我们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和包容的程度都需要提高，而我这部片子就是希望记录中非民间深入交往，希望以长时段的方式记录中非民间最底层的交流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的，而不是像西方媒体报道的中国人如何如何歧视非洲人或者我们主流媒体热衷地如何如何帮助非洲人，而好像不存在第三种那种正常交流交流的那种轻松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呈现这种最真实的状态，做出优秀的影像表达。

刘进（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我一开始看到片名以为这部影片是去非洲拍摄的，或者是以非洲人为主体的一个片子，但看完之后的落差还是挺大的，但这个落差反而给了我惊喜，因为影片更多表现的人物关系比重还是落在中国人上，非洲人波比更多作为一种介入者。不管是工厂内部的对峙，还是家庭内部的争吵，描摹的都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整部影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风格十分风趣、诙谐，我越看越感兴趣。我时常会联想到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也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一种状态，例如996，或者为了工资几百块钱，跟领导和上司发生冲突，尤其是向燕心情不好喝酒买醉的场面，都很生动地展现了不仅是发生在乡村的，也是当下城市人的生存压力和心理状态的呈现，整个作品让我回味无穷，我特别希望张老师能够继继续拍这个故事的后续。

张勇：以往的纪录片很多都很平，让人不太能看得下去。我拍纪录片喜欢捕捉跨文化的幽默，也许同样的一句话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平平无奇，但是非洲人说出来就会引人发笑，会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万怡晗（《杭州日报》记者）:非常感谢张老师邀请，让我有机会沉浸式感受观察型纪录片的魅力，也让我有机会重回校园进行真挚的观影讨论。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被繁重的工作压力笼罩着，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考。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交流，让我回想起学生时代的一些跟非洲朋友的故事。我本科期间是独自去国外念的，当时，我的室友是一位尼日利亚女孩，我当时语言不好，也不会做饭，她带我出去逛校园，参加社交活动，邀请所有的朋友到我们的小厨房里开party。所以说，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欧洲社会，最早带给我温暖，或者说主动跟我们建立起友谊桥梁的其实正是非洲朋友。回国至今，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短视频这种营销模式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很多像张老师所说的符号化的，或者带有刻板印象去描绘非洲人形象的现象，但这部影片又再次为非洲人正名，讲述疫情之下非常温暖乐观的波比和他的化妆品工厂，虽然我依然能在里面感受到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之间的小冲突，但更多还是一种包容性，这就回归到人性的共性上，就是放大人性中善良的可能，它非常真实地还原了在整个世界普遍流传的一种关于人性的美学，这是非常打动我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您：是怎样一个契机让您开始对非洲纪录片这个领域产生兴趣并决定一直在这个领域深耕的？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波比的问题：如果波比带着他的家庭回到尼日利亚，他会不会把义乌的营商模式搬到非洲去，还是会重新回归到非洲模式呢？

张勇：关于第一个问题，做非洲研究的契机要追溯到我读博的时候，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从中国电影历史、美学、产业或者美国、法国等大国中寻找论文选题，其实要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并不容易，我就想为什么不另辟蹊径，关注下其他小国电影研究呢？我发现国内学界整体上对非洲的研究很少，后来就去美国跟着一个尼日利亚籍学者访学，再后来到南非给一个当地导演当副导演。去到非洲后，深刻感受到不光是中国人对非洲人存在贫穷落后、暴力蛮荒的刻板印象，很多非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只停留在中国功夫的层面。中非双向之间都存在很大的认知误差，我就在想能不能把纪录片这门相对真实的艺术作为媒介，搭建起中非之间彼此了解的桥梁，这就是我最早开始拍中非纪录片的契机。我最早没有经费的时候是从身边的人拍起，拍在义乌生活的非洲人，成本比较低；之后我们筹资拍《重走坦赞铁路》，讲新中国第一波去非洲的大潮的故事。总的来说，我拍摄纪录片还是为了使它能发挥比学术论文更大的力量，因为非洲作为研究对象是十分特殊的，大家普遍对非洲了解不够。同时，我觉得纪录片相对于故事片来说，门槛不太高，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就好了。通过我们的研究数据可知，现在有将近200万中国人在非洲生活，也有10来万非洲人在中国生活，有越来越多的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这就驱使我不断去创作，后来又拍摄了这部《波比的工厂》、《我到非洲去》以及最新的《90后的中非情缘》。针对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想波比会把中国的很多东西，至少是义乌的一些经验带回非洲，这是毫无疑问的。当他再回到非洲老家，他的家人、兄弟姐妹都会觉得他是从中国淘金回来的老板，他不是纯粹的非洲视角；而且义乌全世界闻名，相比欧美各地的产品价格实惠，非洲普通百姓都知道。

王杰：通过对《波比的工厂》这个电影的讨论，我们确实能强烈感受到当今是一个文明互鉴和交汇的时代，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长出一种新东西，就像跨国婚姻生长出一种新型的家庭一样。其实，今天讨论至此并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我希望大家就通过对这部电影从不同理论框架和立场的思考，包括审美人类学、比较文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进行深度的解读。同时我也建议大家将第一印象感性的评论作为一种学术话题深挖下去，探讨其中的情感结构，进而形成理论，形成中国当代的理论，而不是直接拿来西方的理论去嵌套中国的电影作品。在下个月初，我们举办工作坊，对张勇导演的《波比的工厂》作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再次谢谢张导、高老师、严老师以及所有同学参与今天的《波比的工厂》的讨论，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期待我们下一次对话。（文/中国文艺评论（浙江大学）基地魏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