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革新散文随笔《咀嚼岁月》《苦旅杂论》

　　文/陈学璞

　　桂林市委党校黄革新同志的两本著作《咀嚼岁月》《苦旅杂论》加起来有四五十万字，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咀嚼岁月》100篇，《苦旅杂论》134篇。这234篇文章，均属于散文杂文一类，系历年创作的积累，数量较大，内容庞杂。我本想按照一般的书评写法，挑选一部分文章阅读，归纳出几个观点，引用一些材料，便可以交差了。不料一读下去，越读越有味道，频频产生共鸣，就从每本书的第一篇开始，认认真真一篇一篇地读下去。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袭来，政府要求各自在家避疫，时间充裕，别人睡觉我读书，两本书稿在电脑上细细品味，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终于读完，获益匪浅。于是写下如下感想。

　　记住乡愁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大凡有成就的作家，创作往往离不开乡土乡情中的成长经历，黄革新也不例外。在《咀嚼岁月》中有多篇描写故乡生活的散文。开篇之作是一篇情深意浓的散文诗《等你》，初看似乎是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对恋人梦魂牵绕的思恋。“等你是一种美丽的相思.等你是一次心灵的守望,等你是一回宁静的等候,等你是一页动人的诗行。”仔细一想，思念恋人只不过是表象，实质上是写故乡的人，是一种欲罢不能的乡恋。

　　作者运用回忆抒情的手法，书写家乡的美丽，有时比直抒胸臆赞美家乡，更具艺术感染力。《山村，你是否别来无恙》是一个守护边防的战士对家乡的深情问候。心中的山村，是一幅恬静、淡雅、和谐的水墨画。作者像画一幅巨型的水墨画，描摹了山村的美景。山村位于桂北莽莽群山之中，它背靠海拔1000多米的天字山，太阳每天都会从山后爬上来，把金色的阳光撒在青亮如镜的水田里、炊烟袅袅的瓦背上、山岚弥漫的松林中。如果说小河是童年的乐园的话，那么山就是童年的舞台了。天字山森林茂密，郁郁葱葱，你可以听到野兽的怪叫，可以看到红叶的舞蹈，可以尝到竹笋野菌的清甜，砍柴、割草、放牛、养羊，快乐和着山风飘荡。山村在幸福的歌谣中一天天变化着，只是游子的热爱家乡的信念却永远不会变，不是“近乡情更怯”，而是愈来愈亲近，愈来愈强烈，愈来愈动情。因为“魂牵梦萦的家乡，时时填满我的回忆！回忆中有眷恋、有苦涩、有欢乐、也有艰辛，而更多的则是由衷的欣慰”。作者认定“家的概念就是累了可以休息、饿了有碗稀粥、委屈了可以哭泣、错了可以听到爸爸妈妈的唠叨的地方”。他深切体会到，家是一个可以撒娇的地方，父母就是可以撒娇的人；家是一个可以倾诉的地方，父母就是喜欢倾听的人；家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父母就是一堵遮风挡雨的墙；家是一个魂脉延续的地方，没有了家，也就失去了根，也就失去了支撑信念的魂。对于戍边战士来说，从思念家乡的乡愁到保家卫国的意念，就是一种崇高的家国情怀。

　　家乡多姿多彩的民情风俗，是乡愁记忆的树影光斑。这方面的篇什颇多。《恭城人与恭城油茶》写出了恭城油茶的特色和在恭城人心目中的地位。恭城人爱油茶就如同山西人爱老陈醋、四川人爱麻辣汤。亲朋好友登门，外地人用酒招待，而恭城人则用油茶招待。到了恭城没喝上油茶，等于没有到过恭城，到恭城人家做客，主人不打油茶招待你，就可能是主人对你有看法了。作者以山歌为证：恭城奇特又土俗，爱拿油茶来泡粥，油茶好比仙丹水，个个喝了喊舒服。不仅恭城人爱上了油茶，乘着市场经济的航船，恭城油茶走出大山，进入城市，遍地开花。在首府南宁，我和朋友就去过好几家酒楼饭店品尝恭城油茶，恭城油茶在广西打出了品牌。

　　语言是民族文化交际的工具，民俗风情的外衣。独特的地理与历史文化展示了恭城语言的独特魅力。作者在《魅力独特的恭城官话》中写道,“恭城县地处广西的东北角，东面通过龙虎关可以进入湖南的江永县境内，南面与钟山县、平乐县毗邻，西接阳朔县、灵川县，北接灌阳县”,主要语言有瑶语、壮语和汉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士讲一方话。恭城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东融西合，南接北纳，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恭城官话。恭城官话很是有趣。与人“闲谈”叫作“刮聊天”，妨碍别人做事叫“杠事”，哄骗人叫“摆溜子”，吹牛夸口叫“lia口子”，遇到熟人叫“碰倒”熟人，讨好房东叫作“罗连”主人，等等。

　　方言中的格言谚语是群众创造的语言精华，闪耀着老百姓智慧的光芒。《流行在恭城县的励志谚语》《恭城谚语拾趣》，收集并提炼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民间俗语，其中不少语言奇葩。如何管教好子女？恭城人说，“小时不补，大了烂尺五”，衣服上的一个小洞，如不及时缝补好，过一段时间就会烂成直径一尺五的大洞，想补好就难了，说明教育要从小孩抓起。恭城土俗，油茶泡粥。油茶是老少皆宜的美食，已被广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打油茶的工序，也用俗语进行归纳。 “头杯苦，二杯甲（涩），三杯才是好油茶”。油茶要趁热吃，不宜久放，因为“油茶进了罐，味道克（去）一半”。做生意也有俗语禁忌，《旧时恭城人的生意忌语》写道，猪舌的“舌”字近“蚀本”的“蚀”音；猪肝的“肝”同“干”音，有水枯之意，水枯排散， 生意自然亏本。于是，商人们就把“猪舌”叫作“猪利”，把“猪肝”叫作“猪运”，把“猪血”叫作“猪红”，把“排散”叫作“排利”，这些忌语为恭城人普遍接受。

　　二、诗意栖息

　　故乡的美不仅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还在于山村人心相连、家庭温馨，有一种诗意的栖息。《上弦月情思》从蒙蒙的上弦月，想到“那把从我的妈妈的妈妈那里传下来的木梳子，月亮多像我童年用过的那把镰刀”，意蕴着淡淡的诗情画意 。再联想到守边御敌的军人，在戈壁沙海探宝寻金的地质工作者，所有那些为了祖国和人民而不惜牺牲家庭幸福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理想、渴望都像这上弦月，终究会有十五那充满浑圆的一天。《月圆之夜》则怀念“好久好久以前，我偎在妈妈的怀里，听妈妈讲那个关于月亮的故事”，呼唤象征团圆的中

　　秋圆月永驻人间。从而意蕴着浓浓的诗情画意。

　　我读过的书中，看到把儿女当作心肝宝贝，比喻成蓓蕾花朵，却没有见过把儿女看成是心中的太阳。《女儿•太阳》一开头就说，有人说，儿女是父母的太阳，丈夫是妻子的太阳，老师是学生的太阳……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太阳。这个富有诗意的看法，来自大画家毕加索的一句话：“你自己就是太阳”。驻守边境的战士有绵绵相思和炽热情感与亲人联系，女儿的诞生使夫妻关系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作品写道：“当我们的小太阳在我们的双眸前炫目时，相思再也不是每年一次的车站别离，再也不是寒夜里从破窗子挤进来的冷风，再也不是梅雨季节单调的雨滴。它是雨后飞架在东山的一弯彩虹，七彩的旋律构思了我们一个个美好的梦。”古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古人把与妻儿离别当作人生的痛苦，而在作者心目中久别的女儿却像小太阳给家庭生活带来融融暖意。

　　所谓诗意的栖息，是指不单有物质世界而且有精神世界的栖居，具有诗的境界的生活。汪曾祺的《受戒》，正是以孩子的纯净浪漫，探索诗意的自然风光、诗意的人文气息、诗意的生活结构，用此寻求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本书所描绘的诗意的栖息，外延更为宽广，包括城市、海岛、边境、村庄，以及两地居、夫妻思、父女念、兄弟情。诗意栖息蕴亲情。本书如是说，“孤岛对着孤岛，呼唤着常青藤的攀缘，终于在一个多情的季节，一个小巢筑起在一处幽静的港湾里，当鸽哨呼唤橄榄枝的翠绿时，生活又拉长了我们的牵念。”

　　山乡巨变

　　作者热爱家乡，对乡村的一草一木怀着深厚的感情，但对家乡往时的贫穷落后，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童年的一天》是这样描述的：生在农村的我，一天的生活内容没有城市孩子的幸福和满足，只有辛苦和充实；童年的一天，是辛苦的一天，是充实的一天，也是没有痛苦和忧伤的一天；口粮不足，饭是三分之二的红薯加三分之一的米做成的，天天吃红薯饭，只有两个素菜，闻不到油腥味；我每天煮饭要记住“煮干饭时，三斤米两瓢水，煮稀饭时，一斤米三瓢水”的规矩，保证不出差错。家境贫寒，生活困苦，还有受人欺辱。《少年遭遇“窦娥冤”》，写了“我”少年时遭遇的被冤枉的一件事。唐娃仔家的鸭子当天中午不知被什么人打死两只。他妈妈找上门来，在大庭广众面前，一口咬定是我打死的。我不甘屈辱，不是我干的，我死也不承认，做人要有做人的骨气。第二天，唐娃仔妈把这件事报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书记召集双方家长开会。在威严的书记面前，我还是坚持不是我干的，有证人给我作证。但书记偏听偏信，袒护态度恶劣的对方，教训我不要报复。这件事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我”感觉瞬间长大了，发誓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一个不被别人欺负的人。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山乡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变。作者感叹，家乡啊，魂牵梦萦的家乡，时时填满我的回忆！回忆中有眷恋、有苦涩、有欢乐、也有艰辛，而更多的则是由衷的欣慰。因为父母的慈祥没有变，兄长的关爱没有变，儿时的童谣没有变，而过去贫穷、愚昧、封闭的山村却一天天在变，变得富裕了，变得文明了，变得和谐了。

　　过去山区落后，首先是交通的阻碍。《路通人和冤仇解》《瑶乡畅通富裕路》《回家的路》集中反映交通的改善。《瑶乡畅通富裕路》写了作者对恭城交通发展的亲身经历。1980年9月4日，起早贪黑，坐班车从家里到桂林足足用了八个多小时，马达声震耳欲聋，一路颠颠簸簸，过大河没有大桥，还得靠渡船。每当会车时，车轮刮起的黄沙直往班车里灌，早上穿的白衬衣还未到桂林就变成了黄衬衣。改革开放头二十年，瑶乡的公路建设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州至平乐沙子的二级公路纵贯全县，结束了恭城没有二级公路的历史。恭城先后修建、改造、扩建了连接即将开工的桂梧高速公路的莲花至平乐同安的准二级公路、莲花至三江公路、加会至龙虎的出省公路，基本形成了以恭城至栗木公路、恭城至三江公路为骨干的乡乡通班车、村村通公路的公路网络。

　　《回家的路》写作者在外地从军、求学和工作，回故乡时对路有了进一步的体验。“我”1980年9月初离开家乡去南宁求学的时候，客车开的是一条沙石路，190公里路程走了近8个小时，在桂林住一晚，又得坐七八个小时的火车才到达目的地，那份艰辛不是简单的用一个“累”字来形容的。大约十年后，“我”到了桂林工作，每年都要回到父母的身边过年。虽然还要坐班车，但班车不用定点上车了，招手即停，空调直达，车载电视，方便快捷，三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五年前，桂梧高速公路动工，2009年春节来临之前这个心愿在终于得以实现。而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贵广高速铁路已经全面开工。四年后，乘坐300多公里时速的动车，从桂林出发到达恭城车站只要25分钟，按照这个速度，从出门到进入家门，如果路上不堵车，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要想富，先修路；想快富，通高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遍如蛛网的省道、县道、村道相互交织、相互衔接，有力地促进了家乡经济的全方位、多层次发展。而今，恭城瑶族自治县除了头戴“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区”、“创建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水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项目实施县”、“跨世纪农民科技培训项目实施县”、“中国椪柑之乡”、“中国月柿之乡”等金色桂冠外，由于贵广高速铁路的穿境而过，该县成了桂林的近郊区、广州的后花园，贵广高速铁路上的生态明珠。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山乡巨变》影响了几代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着眼于山乡人的变化发展。本书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家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推动了人的现代化。《山村的远方》写道，过去村里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上午十点钟才挑担荷锄到田地里劳作，下午未到五点钟就跟着落山的太阳收工了；而进入新时期，村里一天天在变，竹子盖的房屋已被水泥楼、砖瓦房代替，家家屋顶上都支起一架天线；山村迈着坚实的脚步一天天向远方走去，山村的夜晚，有了歌声，有了笑声。山乡的变化不只是山村自身的变化，而是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变化。

　　《路通人和冤仇解》讲了相邻的两个村由于路通而人心相通共同致富的故事。罗带村往北去势江村不到八里地。可是两村之间夹着一个有土地纠纷的五龙村。罗带村人去势江村宁愿绕道走远路，也不经过五龙村，父辈们甚至拒绝晚辈与五龙村的青年通婚。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商品经济兴起，势江村成为一个月柿集散地，每年的月柿收获季节，大批外地客商汇聚这里，大量收购月柿。这就需要打通村与村之间的通道，而修路要经过五龙村。交通和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矛盾的解决，激发了村里人的斗志。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斗，羊肠小道变成了能通汽车、拖拉机的乡村公路，为两个村销售水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村里的月柿都卖了好价钱，也同时化解了两个村的积怨。在作者笔下的山乡巨变，是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贫扶智的胜利，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而不是像有的作品所写的那样，当下农村陷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精神贫困。

　　民生锐评

　　两本著作的200多篇文章，从文体上划分，除了一小部分散文外，大部分是杂谈、杂感，可以归于杂文的范畴。杂文内容包括乡村振兴、城市建设、交通拓展、文化旅游、科教改革、卫体健身等，无一不关乎民生问题，折射人文情怀。这类文章短小精悍，用材精当，观点犀利，往往一针见血。所以叫“民生锐评”。从写作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举出以下几条。

　　1、逆向思维。

　　逻辑学上的逆向思维，也称求异思维，它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俗话说“反其道而思之”， 看问题不遵从原定的顺序方向，让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发展，从问题的相反面深入地进行探索，创立新的结论。

　　当人们朝着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向思考问题时，作者一反常态，从结论往回推，倒过来进行思考，得出与众不同的新看法，使人们受到启迪。当社会上追求时髦成为一种潮流时，《反弹“时髦”》严肃地指出，在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热或潮咆哮着向你漫过来的时候，你随波逐流不假思索地追之赶之，就很可能无端地浪费宝贵的时间和宝贵的财富。建议读者“要树立自信心，相信自己，把握自己，冷静地思考，科学地判断，看准热或潮的方向，判断热和潮的价值”，“要及时地改道、停步、转向，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造成弥天大错，害人、害己、害国家”。

　　2.突破定论。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就是要观念上突破定论。“杞人忧天”的典故来自《列子·天瑞》，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梁甫吟》中写下诗句“杞国无事忧天倾”。讥笑忧天的杞人，似乎已成定论。作者大胆提出《为杞人讨个公道》，“我们就该给杞人一个公道了。生活在刀耕火种年代的杞人，独享碧水蓝天之美，却生天倾地覆之忧，实属高瞻远瞩了。后人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应当尽早除掉，越快越好，让杞人之忧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延续，在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延续。”就拿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说，我们遇到的天灾以及天灾+人祸还少吗？大地震从唐山到汶川，大病毒从“萨斯”到“新冠”，一次比一次凶险。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谴责“杞人忧天”，而应该在提高文化自信的同时增强忧患意识。

　　3.对比优劣。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对比”是写作常用的一种手法。通过对比（横比或纵比），可以判断出事物的好坏、优劣，水平的高低 、发展的快慢。《我真想变成一条狗》，并不是人真的想变成狗，而是将普通人与宠物狗对比，在一些富豪家庭狗比人尊贵，吃穿比人好，花销比人大，而这个标题正是嘲讽这种变异的社会现象。该文指出：“狗比人贱不足为怪，狗比人贵则成笑料。人比狗贱，狗比人贵，是狗之悲哀，是人之悲哀，是耶，非耶，留待看客评判，呜呼！”

　　《“英雄”与“狗熊”》一文以2003年全民奋起抗击“非典”为题材。2003年春天来到之时，非典型肺炎突然降临到了华夏大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有一群“中国的脊梁”舍生忘死，毅然冲在最前面、站在最险处，邓练贤、叶欣、梁世奎、李晓红等共产党员，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几位，他们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视疫情如命令、病房如战场、病人如亲人，恪尽职守，救死扶伤，临危不惧，迎难而上，视死如归，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劳苦功高，赢得了全社会的高度赞誉。这是英雄的壮举。相反，也有一批领导干部受到撤职或免职的处分，他们在病魔进攻面前，麻木不仁，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失职渎职，使防治工作进展迟缓，疫情难以控制，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极大地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是 “狗熊”的丑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歌颂奋不顾身向前走的“英雄”，批判贪生怕死向后退的“狗熊”，一正一反，显示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今天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奋力打赢新冠病毒防控阻击战的紧要时刻，读一读这篇娴熟运用“英雄”与“狗熊”对比论述的时评，感到格外有意义。

　　4．有的放矢。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解决“无的放矢”的问题，就是要有锐利的眼光，发现问题，指出问题的实质，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做到“有的放矢”。本书的杂谈评论的一个特点，就是针对民众关注的问题，解剖分析，揭开时弊，打中要害。《还是“迷信”惹的祸》针对迷信造成的人间闹剧惨剧，提出“铲除迷信、抵制邪教，不是一日之功，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唤起国民普遍觉醒，仍然任重道远。”《贫与富之间应拒绝马太效应》针对社会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敲响警钟“贫穷不是可耻之事，但因分配不公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那才是一个社会最最可耻之事。”作者对溺爱孩子的现象忧心忡忡，《不妨让孩子淋几场雨》提出苦难是最好的老师，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的家长不妨让孩子们淋几场大雨，以便他们积累些抵御风浪袭击的经验，养成搏击风浪的能力”。针对喝酒泛滥的积弊，呼吁《莫以酒量论英雄》，批评“能喝八两喝一斤”的坏习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借口， “感情铁，喝出血”的狂言，提倡酒桌上的文明，“美酒饮到微醺处，好花看到半开时”，“感情好，能喝多少算多少”，“感情有，喝什么都是酒”，“切莫胡吃海喝，死缠烂打，真正使酒成为我们生活的调节剂”。

　　5．精心用典。

　　作者善于运用经典著作、经典语言、经典故事，提高文章的厚度和张力。《也谈细节决定成败》一文，首先讲叙了一个在上世纪军阀战争中，因一字之误导致大败的故事。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河南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原大战，双方动用了100多万人的兵力。因冯、阎联军的作战参谋不注意细节，在“沁”字里多写了一撇，将“沁阳”写成“泌阳”，而两地相距千里，导致联军大败。接着，举出现实生活中一张法庭传票写错日期的案例，质疑一个法官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最后，提到早在九十多年前，胡适先生就创作过一篇传记题材的寓言《差不多先生传》，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世不认真的人。这样经过精选的典型事例，聚焦在注重细节的主题上，让人读来饶有兴趣，忍俊不禁。

　　用典的目的是证明自己的观点，提出新的见解，切记食古不化，更不是卖弄学问。《不妨学学书生的心态》讲了一个关于书生进京赶考的故事。书生在客栈睡觉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所处的三种状态。第二天起床后，书生很郁闷，就出门找人解梦。算命先生给他解释，这三种状况暗示你不用考了，考也白考，没戏了。而客栈老板却对闷闷不乐的书生说，好梦啊！这从三个方面说明你马上要做状元郎了，要结束单身生活了。书生破涕为笑，放弃了返家的念头，继续赴京赶考，果然考中了状元。作者联系这个典故，阐述了一个现代管理理念：“不去努力永远不会有收获”，“机会总是惠顾那些具有积极心态的人”。

　　生活馈赠

　　初学写作者总是慨叹，想是想写，但没有东西可写呀！其实，社会生活作为创作的唯一源泉，对每个作者都是公平的。黄革新同志创作的成功，再次证明：丰硕的创作成果，是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慷慨馈赠。我们看看他的简历，便可略知一二。他出生于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1984年7月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投笔从戎进入桂林陆军学校学习，次年分配到广西边防部队工作，有过参战的经历。1990年6月调入桂林陆军学院从事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2003年7月转业到中共桂林市委党校任副校长，现兼任广西党建协会理事，桂林市党建协会副会长，桂林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桂林市足协副主席。

　　从他的经历和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记住乡愁、眷恋山乡，来自他童年和少年农村生活的苦难和乐趣；他的作品诗意栖息，来自家乡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五彩缤纷的民族传统文化；他热爱祖国和亲人的家国情怀，来自他首府求学刻苦钻研和戍边卫国的战斗生活；他一篇篇论及社会现象、分析行政管理、建言科教文化、探讨人生哲理的杂谈，来自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基础上的笃行，也就是多方面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他多年来观看、研究、讨论足球活动，探索各国特别是中国足球队的比赛和训练轨迹，摸索足球运动和俱乐部管理的规律，以开放性思维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短评。包括《该对足协实行“问责”了》《假球乎？黑哨乎？》《红黄牌问题的背后是素质低下》《偶然“雄起”不能算“猛男”》《向伊拉克足球致敬》《宜将剩勇惩“球霸”》等，不是内行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当然，生活馈赠造就作家，不是天上掉馅饼，自然而然得到的。一个作者成为有成就的作家，还得自觉深入生活，热爱生活，体验生活，发现生活，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而且要长期读书笔耕，坚持不懈，在写作上下苦功夫。正如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所说的：“无它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摘自苏轼编撰的《东坡志林》）

　　这两本书虽有一些不足，如有的篇章文采欠缺、史料单薄、新闻过多、论述尚浅等，但从总体上说，散文与杂谈熔于一炉，抒情与说理比翼齐飞，传统与现代文明互鉴，因而值得一读。

　　2021年5月25日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二级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