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精神回归和自我解脱的赞歌——读黄佩华《花甲之年》

近日，壮族作家黄佩华的长篇小说《花甲之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今年8月他以笔名老原在《民族文学》杂志全文刊发该小说后，又重新推出的单行本。今年7月，他的另一部长篇传记《瓦氏夫人》由接力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真可谓花甲之年力作频出喜事连连。

《花甲之年》是一部反映老年人夕阳生活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某高校干部马达华提前退休后的一系列境遇。爱好广泛的“万金油”型干部主人公，人老心不老的岳父，八面玲珑的恩师，闲居乡间的两任马帮帮主，刻薄的妻子和“啃老族”儿子，事业有成却陷入家庭困境的同学，重病缠身的兄长和奇葩文友，繁杂交织的家族及社会关系……多重的困扰与沉重的生存压力，使得马达华难以洒脱地生活。原本以为退休后能够安享晚年的他，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重新受聘走向再就业的生活。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成了一个宏大的时代命题。但客观而言，老年书写一直较为冷门，长篇小说更是如此。当然，写老年题材是一种挑战，需要勇气、精力和情怀。从这个角度看，《花甲之年》是大胆而有益的尝试，难能可贵。

《花甲之年》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通过散点透视的方法，以马达华的退休生活为主线，构建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现实困境和人性美好的生活图卷，汇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无奈、城市家庭的细腻与繁杂、乡下亲人的善良与局限，五彩斑斓，直抵人心。

“每个人都会老，都会退休，甚至都会去见‘马克思’，这是自然规律，谁都跑不脱”，在这样的人生阶段，如何自处？这是《花甲之年》探讨的重点问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年届花甲，刚刚退休的“老人”，依然上有老，下有小。正如小说中的马达华，五代同堂，他在中间，连接两头。此外，还有岳父、恩师和一众亲戚等，紧紧地把他包围着。照顾更老的老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支持儿女的事业以及亲戚朋友的往来，都要面对。很多时候，老人、儿女、亲戚朋友，甚至自己，都不一定是自己想象的样子，需要自己不断地做出选择，或者放下，或者妥协。这种选择往往是艰难的，掺杂着经济、道德、亲情等诸多现实而复杂的因素。然而，马达华们这样作为关键个体的选择很重要，影响着社会某个细小局部的走向，包括这个圈子的和谐稳定及其成员的幸福指数。因此，马达华们的修为境界就成了某种社会关系发展的风向标。

《花甲之年》直面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少生家庭的养老困境，深层次切入“准老人”在老龄化社会的处境及其人文关怀的忧思。总体而言，小说展现出来的一份乡愁，一段历史，一种现实和一个自己，有滋有味，让人印象深刻，醍醐灌顶。

一份乡愁。乡愁是剪不断的丝绸，砍不断的水流。《花甲之年》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基于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的桂西北原乡写作，刻下了游子深情、人性关怀和伦理道德。看得出，写作者地域文化意识比较浓重，小说大篇幅书写在家乡驮娘江畔、红水河边、山寨里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较为关注民族题材的内容，包括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等。小说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作品中，使作品的民族性和真实性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比如家国情怀、孝道传统、招赘文化，以及友善温和、助人为乐、吃苦耐劳精神等，这些都在作品中有比较好的呈现。在云贵高原南部边沿的西林县，以及驮娘河两岸滇桂交界的地区，写作者的乡愁无处不在，比如平用寨、沙梨坡、马帮、重阳酒、麻鸭、年猪和腊肉等等，还有一众亲戚朋友以及“马家迁到平用寨已经几代人，寨里寨外的人情已如蜘蛛网般密密麻麻，少不了也躲不掉”。桂西北的家乡是深植写作者生命骨髓里的，是写作者凝视自我、打捞自我的精神原乡。在这方面，小说的原乡写作是一种典型的返乡叙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平实讲述，呈现了农村巨变背后的情感逻辑和伦理道德——物质生活改变，精神情感依旧。小说中，写作者对家乡的深情、怀恋、憧憬，既温柔又沉重。

一段历史。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下半叶，涉及近十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经历，包括“一门三总督”岑毓英、岑毓宝、岑春煊；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之一的“西林教案”；二代马帮头马成虎的盐马帮；弟弟李达财牺牲战场的边境自卫反击战等。这是写作者对故土家园的一种深情巡视。这些历史细节打破了小说的凡俗化叙事，在现实主义书写中增添了传奇色彩。同时，丰富了马达华及其相关人物的个性。比如，马达华曾经把“一门三总督”作为学习的典范，希望在事业上有一番抱负，但现实却是提前退休的无奈。同样，他对“西林教案”中“矮个子西林县县长张鸣凤”充满景仰，认为张鸣凤“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每次路经定安这个沧桑小镇，都会向当年的西林县衙门行一个注目礼，向那个矮个子张鸣凤致意”，这是小说对历史的反思和精神的缅怀，是一种民族气节的张扬。祖父马成虎是二代马帮头，他的盐马帮很小，也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祖父那种与人为善、情深义重、审时度势的品格和个性让人钦佩。大哥李达财经历了过继、暗里从军、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牺牲战场，他的生命短暂而倔强，是马家人永远的疼痛和荣耀。正是这些已经远去的历史，让小说叙事完成了虚实相生和现实与浪漫的统一，实现小说跌宕起伏的音乐化审美。

一种现实。个体的命运总会受大环境所影响，受大时代所左右。小说中的马达华是大学教授、高校工会常务副书记，是有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但作为个体，他在退休年龄的确认上连申辩权利都没有，这是他所处的大环境的局部，是大时代某个末端的现实。无论是否符合人性规律或道德精神，这种现实真真实实存在。除了退休年龄，马达华独力照顾双方老人、忍受并理解妻子的刻薄、修车被“熟吃熟”；恩师大哥覃大毛、教授老刘受孩子冷落；岳父江元中被各种保健公司“围攻”；疾病缠身的弟弟马达发养老难；莫墨提前退休返乡照顾病母等等，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真实，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故。面对这种真实，小说没有推波助澜将他们陷入悲剧性境地，没有以俯视的心态进行评判，而是用平等的视角和理性的思维，去理解各个个体处境不同，境界不一，求取共情与同心。在这里，既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释怀，也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亦不必强施于人”的智慧。事实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需要相互之间的精神沟通。

一个自己。《花甲之年》是写作者如何找寻自我的经历。小说通过马达华处理琐碎日常生活的方式和理念，探索一种自我的解脱，以期实现真正的精神回归。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以个体面对大千世界，只能从内心释放空间和能量，担当起相应的责任，对社会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正如小说中退休的岳父江元中对女婿马达华说，“你现在虽说是退休了，可你也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自己的事业。你老家还有几个老人要打理，还要照顾我这个岳父，其实是很难应付过来的。俗话说，一墙难挡八面风啊。我也想了，如果我是你我怎么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换位思考，都为别人着想，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误解了。”如此，一个豁达的“自己”跃然而出。（文/宾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