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被称为“中国馆之父”的院士原来系东莞人

　　“莞事流芳”70个东莞故事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

这位被称为“中国馆之父”的院士原来系东莞人(图1)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由东莞市政协指导，东莞公共外交协会与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莞事流芳”70个东莞故事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以此讴歌先烈先贤，礼赞志士能人，传颂为祖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们，同时增强广大人民的自强意识和爱国情怀。

　　——编者

这位被称为“中国馆之父”的院士原来系东莞人(图2)

　　导读

　　何镜堂，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8年4月出生，广东东莞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建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中国建筑学科的领军人物和公认的建筑大师，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以及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中国馆之父”何镜堂

　　——华工第一位建筑硕士

　　1938年4月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东莞一个普通家庭，家境虽然一般，但家风却十分好，诚实、厚道、乐于助人这些千百年来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在父母的影响下，早已根植在他的骨子里。这些品德对他后来的建筑生涯产生很深的影响。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河涌密布、水波荡漾，荔枝挂满枝头。年幼时，何镜堂经常背着画板跟着哥哥何成基到郊外写生，他用手中的五彩画笔画下东莞水乡的点点滴滴，这个爱好培养了他对艺术的兴趣和感觉。

　　平静而快乐的生活一直持续到高中。高中三年，何镜堂十分喜欢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画画这个兴趣并没有时间的推移而消退，反而变得愈加浓烈起来。喜欢数理化，又喜欢画画，大学到底读什么专业好呢？正当何镜堂犹豫不决时，老师的一句话让他茅塞顿开。“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正合我心意。”就这样，何镜堂内心的理想变得愈加清晰起来。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

　　1961年，成绩优异的何镜堂成为华工建筑学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一代宗师夏世昌，攻读民用建筑专业。

　　读研究生时，何镜堂勤奋的故事一度成为华工的“励志传说”。1964年，何镜堂研究生毕业在即，为了准备好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资料，他去了一趟北京。到北京后，何镜堂找到一本与自己论文十分切题的英文书籍。当时不像现在一样，有便捷的复印设备，爱书心切的何镜堂当即决定把整本书抄写下来。在当时一个逼仄狭小的招待所里，何镜堂凭借着一瓶墨水，一支钢笔和一叠纸，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作书桌，马不停蹄、昼夜不分地将这本厚厚的英文书抄录下来。细小的英文字，何镜堂却誊录地工工整整。这个普通而又鲜活的故事为何镜堂以后的成功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何镜堂的研究生导师夏世昌很讲究生活情趣，夏世昌强调因地制宜的建筑环境观、经济适用的建筑功能观、创新节能的建筑技术观，这给了何镜堂很大启发，对他的建筑观影响至深。“我也很热爱生活，只有热爱生活的建筑师，才能建造出让人乐于居住和满意的房子。”何镜堂说。

　　何镜堂的尺度感非常强，这也与导师的言传身教有关。上世纪60年代，他和导师调研苏州园林，没有皮尺，就学怎么用脚步测量，如何控制比例。“现在他在园子里走一圈，拿个手量量，步子跺跺，就能画出来，尺寸比例特别恰当。”既是华工师妹，又是建筑师的老伴李绮霞如此评价何镜堂。他们1970年结婚，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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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镜堂与夫人李绮霞研究设计深圳科学馆

　　—— 45岁前“一无所有”

　　1965年，27岁的何镜堂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农村当了8个月农民，插秧割谷、挑粪砍柴，苦活重活样样干。劳动完躺在后山，望着青蓝的天，“没有了方向，不知道以后的人生要怎么过……”好在当时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他算是找到了一个“支点”。

　　1973年，何镜堂被调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主要设计厂房。业余，夫妇俩参加一些建筑绘画、小型铁路客站、农村住宅设计竞赛，拿到些二三等奖已是莫大鼓励。从27岁毕业到45岁，何镜堂的民用建筑梦一直被压在心头，无处施展。“45岁前，我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作品一个奖项一篇论文。”何镜堂不甘心。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研究生归队”政策，他做了人生第一个重要决策——南下回“家”。

　　1983年，受成立不久的华工建筑设计院之邀，45岁的何镜堂全家四口从北京回到母校。“常说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了。”回首当时，何镜堂说，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完美才是人生。

　　何镜堂清楚记得，自己是在1983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回来的。原本学校答应给设计院安排4套住房，回来后才发现没地方住。一家四口先是住招待所，一个月后终于安置进14平方米的筒子楼，一住就是两年多。

　　机会悄然到来。回校第三天，听说深圳科学馆要竞标，只剩下三周时间，何镜堂雀跃！他一刻也没耽误，骑自行车赶去五山街，找到正在街头买安家用品的妻子，然后坐大巴到深圳考察地形，全心投入设计。两人在招待所走廊通宵达旦地奋战了20天。

　　他们将设计母题锁定为“八角形”，突破形体赋予个性，空间布置灵活多样。当天傍晚，他们就被告知“方案中选”了。这个被深圳人称为“八角楼”的科学馆因造型独特、技术先进，成为当时特区的地标建筑。

　　何镜堂回穗后的第一件作品一炮而响。该项目获国家优秀设计二等奖，他同时在《建筑学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

　　此时，他给自己下了个死决定———“三到位”，做100个普通的设计，不如做一个精品，首先每个工程必须是精品；其次必须是优秀的设计，拿一个奖；再次必须总结提升，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并发表。“我所有工程都这样去做，全是教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何镜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也成为华工设计院公认的“秘笈”。

　　—— 16年成为工程院院士

　　与自己同辈的人都出名了，而自己到了45岁才有了第一个代表作品。何镜堂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凭借着这股拼劲，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何镜堂积极参与及主持设计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岭南画派纪念馆、大都会广场、中国市长大厦、华工逸夫科学馆、鸦片战争海战馆等多项工程，几乎每项都赢得国家级和部级奖励。其中，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成为时代的杰作。

　　1997年，何镜堂被推举为建筑学院首任院长。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华工自己培养的第一位院士。2000年，何镜堂获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首届梁思成建筑奖。从1983到2000年，何镜堂实现了人生飞跃式的发展。“我又赶上来了，从一无所有，用了16年时间成长为院士。”

　　成为院士，步入花甲之年的何镜堂没有停歇，他从零开始，再上征途。华工建筑设计院承接了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大学校园规划和设计作品，何镜堂主持的校园设计就超过100个。团队的建筑作品已基本覆盖全国各省市区，获省部级以上的项目设计奖项300项。

　　1999年浙江大学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为并校扩招在全国征集设计方案。何镜堂带领研究生从100多个方案中胜出，顺利完成当年国内最大的校园规划设计项目。这是何镜堂“进军”校园建筑的第一炮。

　　此后，他完成了包括澳门大学横琴校区、重庆理工大学虎溪校区、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江南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上海大学等一大批大学规划及设计，多个作品获国家和教育部优秀设计奖，华工逸夫人文馆还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

　　何镜堂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他的校园设计特色鲜明：空间环境人文化、生态化；空间布局社会化、开放化；校园建筑组团化、网络化。

　　同时，2002年，何镜堂创立了“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理论。通俗说，即一个建筑必须与当地的环境、文化、人文结合起来。“在山边搞建筑，我就依山而建；在水边搞建筑，我就依水而建，不是千篇一律。”在他看来，这是个“万能方式”，如果建筑师真正理解和综合运用，就能创作出有特色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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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镜堂与中国馆

　　——红色中国馆

　　在自己众多建筑作品中，何镜堂最喜欢的两个，一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一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

　　这两个建筑设计，一个代表了中国的悲怆年代，一个表现了中国走向富强。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竞标过程，何镜堂依然记忆犹新。当时344个设计方案中，只有他一个院士牵头做。有人劝他不要和年轻人竞争，他没有这方面顾忌。“胜败乃兵家常事，院士也可在竞争中获得更大提高。”70岁的他反复改稿，亲自陈述。对于给中国馆穿“红衣裳”的经历，他记忆深刻。

　　“中国馆的红色，历时10个月才挑出来。其实它不是一种红，是4种不同的红，越往下越浅。当时美学专家提出，如此大面积的红容易产生视觉色差。”为了达到最好的红，从材料到纹理到色调，不同方位、不同明度、远近观看的不同效果，多次甄选，轮番比配，统一和谐的“红衣服”终于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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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

　　“东方之冠”的横空出世，成为何镜堂的扛鼎之作，更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当然，中国馆自设计方案出台之日起就有争议。何镜堂选择了将评判留给时间。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何镜堂着力营造一个纪念性的场所精神。在外观造型、内部空间设计、外部环境设计上都围绕这一主题。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死亡与生机，残酷与美好，在两极之间转换拉伸，建筑用它的分寸、简练与斩截表达穿透人心的力量。此后，该扩建工程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等众多重要奖项。

　　建筑设计大师孟建民认为，这个作品应是代表中国建筑师走向原创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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